。浮生隨記。

《太史公自序》是列傳的最後一篇。在該篇可見：世家源流、六經要旨、受命作史、作史志意及全書敍目。有結構、有佈局、有氣勢、有意境，為三大名序之一（其他二篇為：說文解字序、文獻通考序）

在西漢，太史令並非是世襲的職位，但太史令司馬談對兒子司馬遷甚有信心，「余死，汝必為太史」，而且告訴司馬遷「為太史，無忘吾所欲論著矣。且夫孝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。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此孝之大者。」這是傳統，對「孝」的定義，也是司馬談對司馬遷的期許。

漢武帝征和二年（前91年）發生巫蠱之禍，任安（字少卿）接到太子劉據發兵令，但按兵不動，不助太子，亦不助武帝。事後，任安以「坐觀成敗」之罪名被處斬。

《報任少卿書》便是司馬遷寫給死牢裡的任安的一封回信，信中可見司馬遷選擇宮刑的心情處境，以及他對自己完成史記的決心與目標。字字懇切，被譽為千古第一書信。

司馬遷與李陵並無深交之情，「未嘗銜杯酒，接殷勤之餘歡」，只因司馬遷經由觀察，認為李陵「事親孝，與士信，臨財廉，取予義，分別有讓，恭儉下人」，有「國士之風」。

所以司馬遷為李陵仗義直言，卻捲入禍端，被處以死刑，但因家裡貧困，沒有足夠的金錢以自贖，司馬遷為了活下來，選擇以宮刑代替死刑。（換言之，司馬遷並非被處以宮刑，而是被處以死刑。宮刑，是司馬遷自己的選擇）

以前，任安曾教司馬遷要「教以慎於接物，推賢進士為務」，但當司馬遷正因推賢進士，而困於囹圄之中時，「交遊莫救視，左右親近不為一言」，不為一言的人，亦包括任安。

在司馬遷被處以宮刑之後，任安又盼司馬遷為他進言，解救他於死牢之中，這究竟要司馬遷如何自處！任安又是一個怎麼樣的朋友！

「禍莫憯於欲利，悲莫痛於傷心，行莫醜於辱先，而詬莫大於宮刑。」司馬遷認為遭受宮刑是莫大的恥辱。偏偏這樣的心情「獨鬱悒而與誰語」、「誰為為之？孰令聽之？」。

如果宮刑是這麼大的恥辱，又為何苟活？只因
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，用之所趨異也。」
「所以隱忍苟活，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，恨私心有所不盡，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。」

《報任少卿書》第一句中的「太史公牛馬走」，呂世浩老師解讀如下：

漢代只有「太史令」無「太史公」，所以「太史公」並非官名。若「太史公」是尊稱父親，但對友如此稱乎，似不成體統。「太史公」更不應是自稱。因此，「太史公」非官稱，亦非人稱。

錢穆在＜太史公考釋＞一文考證，《史記》原名《太史公》，例如孟子、荀子、韓非子均以人名為書名，所以「太史公」是書稱。

由此來看，「太史公」是誓詞、是痛詞而非謙詞。

「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」便解讀為：為了《太史公》這本書，願意做牛做馬、苟活下去的司馬遷。

如此苟活下去的司馬遷，必須完成史記，所以他不能進言救任安。除承先父之命外，亦是身為太史令的責任，更以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做為撰寫史記的目標。

呂世浩老師提到，現代人大多從「個體」出發，談權利、談義務；而古代人則是從「全體」的角度思考，重「責任」。所謂全體，舉凡家、國、天下，上至祖先、下至子孫。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不同的身分各有該身分應肩負的責任。

呂老師對「責任」所做的解讀是，做了未必快樂、未必真有所得，但還是傾心力去完成，便是責任。而呂老師也慨然道，「責任」最是難教。

「小子何敢讓焉」正是傳統讀書人對責任的一種捨我其誰的態度。時值今日，有誰還堅持著什麼「小子何敢讓焉」的責任呢？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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